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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下的管理趋势

作者: 发表于:2009-05-19 后危机时代下的管理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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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编辑年会圆桌论坛

2009年5月,《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编辑年会首度在中国召开,全球11个语种的《哈佛商业评论》主编从世界各地汇聚上海。2009年5月13日,由哈佛《商业评论》中文杂志发起圆桌论坛,邀请到来自《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德文版、日文版、俄文版、巴西版、波兰版等版本的主编、出版人,还有科尔尼全球合伙人,科尔尼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张天兵先生,Booz & Company大中华区总裁谢祖墀、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的曾成桦教授、哈佛上海校友会会长彭纲、翰威特咨询公司的副总裁王宪亮先生、上海家化副总经理王茁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徐飞先生、盛大网络副总裁张燕梅女士作客现场。同时,论坛还邀请了众多国内主流媒体共同探讨后危机时代下的管理趋势。

John Landry(《哈佛商业评论》海外版编辑事务负责人):危机之后,监管环境和市场需求的改变,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都将永久性的改变商业环境。为应对这些变化,很多美国公司开始实施“内包”策略,将原来外包出去的价值链各个环节,如设计、营销等还是拿回来自己做。同时,它们更强调对遍布全球的价值链及其各个环节的活动进行整合与协调。

Christoph Seeger先生(德文版主编):德国的大公司在赢得消费者重建信心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中小企业则削减成本,但将继续保持创新能力。虽然银行、金融机构现在的股价还非常低,但也在逐步恢复元气。德国公司开始更关注环境方面的创新技术。在高管收入方面,国家将会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监管管理层的收入,现在对年薪和股权如何更紧密地与高管的业绩挂钩成为人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

Lea De Luca(巴西版主编):这次危机对巴西经济的影响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巴西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会更依赖政府的资金。第二、金融业会更关注当地市场上低收入的人群。第三、巴西需要跟其他的新兴市场增加贸易往来,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徐飞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当今时代进入了“非”时代——非均衡、非对称、非典型、非线性、非传统,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革转型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管理的转型趋势则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迈进。即从对管理工具、流程、战略以及具体运作方面的专注转而强调对人的尊重,对工作的意义的尊重。第二、从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管理达尔文主义到更强调人性、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第三、如何驾驭不确定性和风险意识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四、战略方面,从以前所谓的三架马车——立法、司法、行政,转变成今天的政治、经济和传媒。第五、从以前强调对资源的占有,对既有市场的瓜分,转变为拓展市场,开拓更大的市场价值。

张燕梅女士(盛大网络副总裁):这次金融危机对盛大有很大影响,但同时也创造了机会。盛大可以借“机”更好的激励员工,吸引更多学成归国人员,带来丰富的海外经验。作为高科技公司,盛大的员工流失率非常高,遭遇金融危机则大大降低了员工流失率,帮助盛大留住了优秀员工。

王宪亮先生(翰威特咨询公司的副总裁):这场危机对人们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震动,曾经崇拜西方管理方式的人转而开始信仰中国式的管理。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大型公司以前并没有充分的时间来逐渐完善管理体系,现在开始不断寻求,并引进系统和流程来更好的管理风险。而一些行业肯定会面临颠覆性变化,比如汽车行业和金融业。

谢祖墀博士(Booz & Company大中华区总裁):危机促使有些行业,像汽车行业、银行业等更快的接近拐点和转折点。当人们审视危机后的世界,追问危机对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结构性的改变时,企业决策需要进行哪些长期的转变?管理者必须要回到基本点,回归核心能力,重新审视公司的竞争优势来源。危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前,中国人很骄傲的说我们是“世界工厂”。现在,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的竞争优势在哪里?怎样创新?当然,中国公司已经很有创新能力,比如“山寨文化”,我们模仿、仿制的速度非常快,有的山寨公司终将消失,但有一些公司会将快速的、高质量的仿制变成竞争优势,从而顺利渡过经济危机并发展壮大。很多中国企业也开始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国外经济发展模式、赢利模式来发展中国式管理。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讲,中国在下一阶段的发展核心问题就在于怎样中西合璧,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先进经验相结合,创造适合中国的先进管理模式。

王茁先生(上海家化副总经理):危机让人们找到新的思维方式和态度,那就是要有全局观、平衡观,而且要有积极的反馈平衡,主要包括五种平衡:1、要注重基本面,而不是那些衍生产品;2、应该有四季的全局观。在危机来临后,人们只关注一个季节——冬天,在危机来临前,人们是在秋季,尽管没有播种,但他们只管收获,每个人都想从当中捞一把,这就是2007年中国股票市场;3、本土和全球相比,现在更需要关注本土;4关注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周期性的问题。中国的生产制造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利润率非常低,而且不具备可持续性。中国政府太多的关注投资和出口,而对于消费关注不够;5、不要太多关注所谓的预测,我们应该善于预期,做好准备。在金融危机中,中国企业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文化传统,挖掘竞争优势,才能获胜。

张天兵先生(科尔尼全球合伙人,科尔尼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这场危机主要会给商业环境带来三大影响:第一不确定性。未来全球会有更多突发事件,互联网使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都会影响到政治、经济和生活,而且事件之间都有普遍的联系,所以这些事件不再像过去那么容易预测。第二、所谓“全球资源越来越少”,这是因为流动性信贷的收缩和货币供应流动性的减少。第三、关于政府的角色。将来政府扮演的角色将会更多。这些影响都会改变我们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而经营管理的重点也会发生转移。以前是现金流的管理,现在更多的是要关注获利能力,还有产能调整、产品组合调整、寻找新的增长点。企业管理者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用一些不同的工具进行管理。战略方面比如说情形分析和模拟等等,管理方面比如说现金流的管理、资金回报率的管理等等。

曾成桦先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教授):这次危机之后,很多企业必须要重新审视他们创新的战略,而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会加剧,企业必须要加强产品发明创造、创新的能力。

彭钢先生(哈佛上海校友会会长):危机之后,一个主要的改变就是人们对于美元和美国赢利模式的信心动摇了,对美国一些管理模式和方法的信心也动摇了。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的企业家,也在反省不应该盲目的学习美国,而应该有自己的创新模式。

Witold Jank Owski(波兰版出版人):赞同王茁先生要有四季的观点,不管哪一个季节,都要做好准备,提高适应力。在这场危机面前,不管是企业自身,还是客户都要了解彼此存在的问题,要谦虚、谨慎,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杂志的总策划忻榕女士:无论未来的管理理论和趋势如何,我们都要有非常好的适应能力。不管未来是怎样的季节,我们都一定要顺应环境。在思维方式上,我们需要完整一体化的思想,平衡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风险。最后,还要落实到责任,一种负责任的领导和管理。

本文摘编自“2009年《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编辑年会”圆桌论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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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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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玉

    苏玉:

    可以说,这次的经济危机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冲击,最重要的是引起了人性的回归,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赞同徐飞的观点!

    ( 2010年02月 )回复(0)

    • 王海洋

      王海洋:

      第一、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迈进。即从对管理工具、流程、战略以及具体运作方面的专注转而强调对人的尊重,对工作的意义的尊重。第二、从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管理达尔文主义到更强调人性、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第三、如何驾驭不确定性和风险意识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四、战略方面,从以前所谓的三架马车——立法、司法、行政,转变成今天的政治、经济和传媒。第五、从以前强调对资源的占有,对既有市场的瓜分,转变为拓展市场,开拓更大的市场价值。

      ( 2010年01月 )回复(0)

      • 温焕章

        温焕章:

        为什么非传统的东西就是危机呢?为什么新的东西就是“非”的存在呢?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绝对的。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进化是必需的,而是物种生存的使命。现在的时刻,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蜕变的过程:褪去阻碍时代前进的事物,重新构筑适合新时代的事物。

        ( 2009年12月 )回复(0)

        • sunhuimin

          sunhuimin:

          我非常赞成徐飞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的看法: 在现在的非常时代,这种“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非均衡、非对称、非典型、非线性、非传统,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革转型阶段。对待这个“非”,我们不仅要适应这种环境,更能够创造环境,主动去改变环境的影响因素,让它们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说企业组织要提升资产和能力的价值,“以人为本”地管理,让员工、顾客、投资人、政府、社区的利益关系都能集合于一体,而不仅仅只是企业组织的赢利。企业要基业长青,就要建立长远地愿景和使命观,要转变那种只求一锤子买卖的观点。

          ( 2009年10月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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