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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中新合作由新加坡私人企业带头

作者:马晖 梁钟荣 发表于:2010-10-09 李显龙:中新合作由新加坡私人企业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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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卫刚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一声标准的汉语“你们好”,就从屋内传出。

58岁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立在门厅处,笑着迎接来自中国的记者。1米82的身材,鬓角微白,穿一件浅灰色夹克,未打领带,显得随意轻松。

从握手、寒暄、入座,到采访开始,不超过五分钟,李显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练、亲和、效率高。

这恰如他治下的国家——新加坡国土面积仅700余平方公里,被比喻成地图上一个“小红点”,可这个小红点却拥有令世界难以忽视的力量,它是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其政府常年位列透明国际“最廉洁国家”排行榜最前端。

对于中国而言,新加坡更不是简单的一个国家。某种程度上,这个“小红点”长时间地扮演了中国的“良师益友”的角色。

自1990年10月3日中新建交,短短20年,从经贸交往、地区合作到政府间互动,中新合作的紧密度超越以往任何时期。

淡马锡的国资管理体制被中国国资改革引为借鉴;新加坡先进的城市治理模式通过中新共建的苏州工业园输入中国;自1992年始,中国已有万余名官员赴新加坡参加短期培训,学习这座“花园城市国家”的行政管理经验。

凸显这种不寻常关系的细节无处不在。在新加坡总统府的墙上,记者看到一幅中国水墨画,紫藤葡萄,落款作者是中国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据新方人士介绍,此画是李瑞环亲笔所作并赠送给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

就连在9月21日本报记者对李显龙的1小时15分钟的专访中,也显示出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从中国各地的拆迁风波,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腾笼换鸟”政策,李显龙都有自己的独特思考。

“中国目前的拆迁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政府威信的问题。”李显龙说,“要让人民知道,你给他的赔偿是合理的,你拿他的土地,是用来做让国家发展有益的事情,这个必须要下很大的功夫。”

在他看来,包括“政府管理模式、城乡差距以及环境保护”将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之内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大项目

《21世纪》:我们知道您刚从中国访问回来,去了重庆、上海、长沙、武汉、苏州五个城市。在对这些城市的访问中,你看到了什么?

李显龙:对,就在上个星期,我看到各个城市情况各不相同。重庆、长沙、武汉这三个内陆城市,跟沿海城市的发展比起来还有一段差距,不过它们都在很努力地想迎头赶上。对于苏州而言,我当然是老游客了,上海也去了很多次。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内陆城市都很有发展的劲头。我想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情况发生了改变,劳动力成本升高,比如广东就提出要“腾笼换鸟”,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这是十分必要的一个过程。

对于旧的企业而言,它们会搬去哪里?要不就是向内移,到中国的二线城市或者中西部的城市去发展;要不就是向外移,移到其他低成本、劳动力密集的国家,比如越南、孟加拉。我相信有不少企业会选择向内移的,因为中国的内陆城市已把自己的基础设施改善了很多,并且当地整体的营业环境也比以前完善了很多。当然,这些内陆城市的开放程度、官员和人民的观念,还没法同广东、上海相比,因为它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过我相信会逐年进步的。

一些城市的市长告诉我,已经有不少原来在东部沿海设厂的公司开始移到这些内陆城市了。我听说,包括重庆、武汉、郑州等好几个城市,富士康都有移过去,并且规模很大。所以,总的来说这些城市对于未来的新中合作是有潜能的。如果能先进去的话,如果能找到正确的合作对象,并维持一个长期的投资计划,而不是追求一个短期的盈利,我相信三五年内会得到好效果的。可是,必须坚持才行。

《21世纪》:新加坡政府是否有同这些中部城市开展合作的构想?

李显龙:我看我们未来跟这些城市的合作,同苏州工业园以及天津生态城的合作会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让新加坡政府在每一个中国城市都跟当地政府开展合作项目,因为我们自身没有这个资源,也没有能力到处去实行G-to-G(政府对政府)的合作。不过,在这些城市里,有些新加坡的私人企业已经找到了大大小小的合作项目。

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新加坡和这些省市的合作,应该由新加坡的私人企业带头,政府从后面给予支持。

《21世纪》:这跟此前的苏州或是天津的合作模式是否有很大的不同?

李显龙:我看像苏州工业园或天津生态城那样的项目,不可能有很多。那两个是示范项目,我们希望中国其他城市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建一个工业园或是生态城。说实话,做一个都已经要花很多功夫了。

《21世纪》:我们注意到你这次去苏州工业园,距离上次到访已有6年时间,感觉怎样?

李显龙:是有6年的时间了。可在这6年里,我们每年都会跟中方开会,会议结束后,我的部长都有跟我报告,所以我知道他们的进展是很快的。这次我亲自去看一看,的确跟上一次比有很大的进步。

当初,苏州工业园曾计划建一个大学城。现在这个大学城已经建起来了,从各地的大学招来很多的研究所入驻,里面的学生也很多。商业区发展得也很不错,我们开始规划整个蓝图时,在靠近湖的位置预留了一块地方来发展商业,这块地的形状像是一个手电筒,两边长长的,靠近湖的那边呈三角形。现在,这个“手电筒”已经开始亮起来。而在湖的对岸,又有一个商业区开始建设了。所以,对于我们原来的构想而言,苏州工业园不只达到了,而且已经超过了。

《21世纪》:两年前,中新双方在天津共同建设生态城,现在新方又在跟广州合作建设知识城。我看到有报道讲,新方还计划在成都建设一个低碳高科技创新园项目。这些新的项目,跟当年的苏州工业园有何不同?

李显龙:我先要澄清一下,成都和广州的那两个应该是私营企业的项目。

中新两国从1994年开始共同建设苏州工业园,当时的中国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苏州在招商引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开发苏州工业园,一方面是想创造一个城市规划的新模式,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引进外资来落实这个项目。要知道,那时候苏州搞工业园,在国内不容易找到资金。

中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有了很大改变。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运营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会像苏州当时那样了。因此,现在我们跟中国合作的天津生态城项目,就跟苏州工业园项目有很大的不同。

天津生态城项目注重环保、低排碳,希望创造出一个绿色环保的城市,同时在经济上也具有可行性。如果最后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我相信对于中国很多城市有借鉴价值。因为环保对于目前中国很多城市而言,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很多中国的城市里,虽然是大白天,却看不到蓝天,经常雾很重。

《21世纪》: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苏州工业园位于长三角,天津生态城位于环渤海,而广州知识城则位于珠三角,三个合作项目分别落子于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这样的布局,是否有过整体的规划?

李显龙:我们原本只是计划做一个项目,就是苏州工业园区。后来,天津有了一个合作机会,我们考虑到整个环渤海地区经济将要起来,我们在那个地方做一个项目也不错。再后来,汪洋书记到访新加坡,说你们东北有了,中部有了,东南部怎么办?他就游说我们,建议我们在东南部建一个知识城的项目。所以,我们的企业正在跟广东商量这个项目。苏州已经做了16年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达到了最初设定的目标。天津项目,目前还是起步阶段。而广东的项目,现在还没有动土,双方还在讨论计划之中。未来还有好多路要走,我们一步一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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