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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历史性抉择

作者:经济观察报 发表于:2013-08-21 中国企业家的历史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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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只有摆脱这种散发着腐臭味的“路径依赖”,建立起一套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中国商人才会赢得真正的安全与尊严,中国商业才有可能迎接光明前景

陈季冰/文 当已过耳顺之年的女企业家王瑛用一种相当不寻常的方式公开挑战柳传志的谆谆教诲时,与其说她是在表达对这位“中国企业家教父”的不满和批评,不如说是对整个社会发出追问:在一个正在经历重大转型的时代和社会里,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若放到更宽泛的视野中去审视,这个问题适用于每一个专业人群——在我看来,在那些为人处世讲求原则的法律、教育、传媒、理论和文艺工作者心头,这个问题的份量很可能比在企业家那里更为沉重。

一向低调的王瑛女士这次出人意料的高调举动几乎立刻将自己置于舆论聚光灯的焦点,并掀起了一场全社会的热议和争论。这充分证明,她提出的是一个切中时代要害的真问题。许多人正在焦虑地寻求着答案。

企业家如何赢得尊严

“正和岛”是一家名声日隆的民办企业家社交网络,目前已拥有2000多位用户,其中包括柳传志、马云这样的“大佬”。据说,柳传志不久前在某个私人场合说:“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几天后,正和岛公司总裁黄丽陆贴在社区内的一篇博文中引述了这番话,并附加上了他自己的对此的谨慎诠释和引申。

王瑛恰是“正和岛”上一位素喜“谈论政治”的活跃岛民,第一时间便发出了一条“退岛”帖:“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我的态度在社会上是公开的。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

“退岛”风波很快演变为一场“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的争论,十分凑巧的是,中国企业家中的新生代“教父”马云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对改革年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事件所发表了令人惊愕的言论。而随着王石、王功权、冯仑等“明星级”企业家相继公开表态,这场围绕着一个看起来有些“老生常谈”的旧话题的讨论在企业家圈子之外也传得沸沸扬扬。

我们首先应当澄清一点:即所谓“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不仅是一个老命题,而且也是一个伪命题,在中国尤其如此。作为我们高度依赖且无法逃遁的公共生活,只要我们生活在社会里,政治就不会因为我们不谈论它而不影响我们。

举例而言,一年一度,那些光荣跻身“两会代表”的成功企业家们在央视镜头面前谈论党和政府的政策并出谋划策时,他们算不算在“谈论政治”?柳传志本人也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如果他不在那些“全国代表大会”上提案议案、参政议政,又如何对得起那些投票给他并对他寄予厚望的党员和群众选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家中另一位显眼的“异议分子”王功权的一条微博既充满黑色幽默,又显得正气凛然——“我理解的所谓企业家‘在商言商’应该包括:1,不加入执政党政治组织;2,不与特权合谋;3,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4,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5,不为规避政治压力而让企业做出业务牺牲。”其实,除了第一条和第三条,其余三条是一切时代和社会中守法企业家都必须坚守的底线。

显然,柳传志的所谓“不谈政治”,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企业家不应该批评和挑战现行政治。在中国当下的具体语境下,这一点不难理解。人们还注意到,柳传志之前曾多次在媒体上公开坦陈过类似的意思:他没有成为“改革中坚力量”的雄心壮志,因为他不愿意成为改革过程中的“牺牲品”,他只想把企业做好。“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

这些天来我所接触到的媒体评论中,绝大多数站在王瑛女士的立场上。他们搬出几千年来中国商业和中国商人不堪回首的悲伤历史,他们试图证明,以明哲保身的犬儒主义态度逃避政治,不是企业和企业家正确的自我保护之策;而通过暗地里与政治权力进行肮脏交易来获取利益,更不是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之道。相反,只有摆脱这种散发着腐臭味的“路径依赖”,建立起一套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中国商人才会赢得真正的安全与尊严,中国商业才有可能迎接光明前景。

不谈政治不代表犬儒主义其实,可以肯定地说,柳传志既不是一个愿意“跪着活”的企业家,也不是一个愚蠢和短视到相信“跪着”就能“活”的企业家。那么,当柳传志要求企业家“不谈政治”时,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以柳传志的社会地位和处世风格,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听到他对这一事件的进一步解释。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层次上诠释他对企业家之社会功能的定位,而且他的意见显然代表了当下中国大多数企业家的观点。

在比较高的层次上,我认为大多数批评柳传志的评论者们都没有全面理解柳传志那番话背后的真正含义。柳传志的确认为,企业家应该做好本分,而不是去抛头露面搞政治,甚至成为政治活动家。但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企业家做好了自己的本分,其实就是在改进政治。比如,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你雇佣了更多员工、生产和卖出了更好的产品、拓展了市场的疆界……你实际上是在增进商业力量、强化契约纽带、培育诚信精神……商业环境的改善也同样可以促进政治的改善。

而且我还相信,柳传志一定认为,以企业家所具备的能力和资源,从事这些“本分”工作会比“空谈”政治更为有效地起到改进政治的作用。作为改革开放的杰出产物,柳传志从国家改革开放和他自己企业生涯的30多年里得到的经验是:经济改革和市场延伸能够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改变国家的政治生态。对此,他今天仍然深信不疑。更准确地说,他个人的路径依赖迫使他只能相信这个,他不相信会有比这条路径更稳妥更好的其他途径,可以让政治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进。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正和岛今年举办的一次演讲中就明确指出,企业家在政治上的谨言慎行并不是犬儒主义。“越是小环境,越要把自己看成是其中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因为你怎么干对小环境都有影响。对于大环境,把重百来斤的东西都放上去,影响很小,所以要智慧地区分。”周其仁还称,自己与柳传志认识很多年,认为他不是没有是非观念的人,对当下热议问题也并非没看法。“一个没有看法的人怎么会这么有主见?但是他怎么去表达,怎么去实现这个看法,却需要谨慎的选择。”

而在另一个层次上,柳传志为数不多的辩护者还指出,企业家具有自己的社会功能和职业伦理,其肩负的责任不容许他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政治活动家。否则,他就不应该从事企业,而应该干脆去吃“政治饭”。

的确,对一家现代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来说,股东——若是上市公司的话,还会有数以百万计的股民——投钱给你,是为了让你帮他们获取合理回报,而不是向政治团体捐款;员工应聘投奔你,是为了养家糊口和谋求职业发展,而不是参加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如果你不能谨慎地处理好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甚至主动参与那些有可能酿成重大风险的政治活动,则会将无辜的企业及股东和员工拖进不可控的巨大危险之中。这样一来,你就违背了最基本的信托责任和契约精神。

因此,中国另一位明星企业家、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就坦言,企业家的职业理性提醒自己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那么每一个动作都意味着大到难以承受的成本。而且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掌握的资源是过去一百年中最多的,因此他们更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因为我们管理着很多社会受托资产,你的资源不是私人资源,所以你要守好第一责任,扮好第一角色。我们的第一角色是企业法人,第一责任是看护、管理好这些受托资产。”

大环境与小环境

但即便如此,我本人仍然愿意与大多数评论者一样对王瑛女士表达最大的尊敬和支持。我在仔细阅读了南方系媒体对她的采访报道后发现,以往低调到在网上几乎连一张照片都搜索不到的王瑛绝不是一个冲动的人,相反,她对于上述一系列复杂的关系问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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