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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陷入僵局了吗?

作者: 发表于:2012-09-26 国际贸易陷入僵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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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来,国际贸易是否陷入了停顿状态?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Pascal Lamy)在本月初接受《巴黎高科评论》(ParisTech Review)和沃顿商学院的联合采访时说道。他指出,虽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随处都在,但是真正的问题主要围绕的是日益增长的贸易复杂性以及结构局限性,这些都是成员国谈判过程中的重要部分。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访谈记录。

《巴黎高科评论》/沃顿知识在线:在里约+20峰会[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召开的同时,巴西商会提出了“绿色贸易壁垒”的风险。这是否意味着可能会出现更加难以察觉的贸易壁垒?

帕斯卡-拉米:我不会这么说,尽管有些技术规定可能确实为了保护本地市场。但是实际上,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贸易的复杂化。让我们以亚洲为例来看。

该地区60%的国际贸易是在亚洲国家之间完成的,我们正在见证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大陆贸易的开放发展。亚洲国家之间正在相互开放。这种现象和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扩展不无关联,而亚洲国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是,如果对现有的贸易协议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形势越来越复杂:你会发现很多贸易协议,而且覆盖不同的规模和不同的领域。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3(包括中国、韩国和日本),还有由美国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是该协议未纳入中国在内。因此,贸易一体化距离统一还很遥远,仍然受重要政治问题的影响。

在全球生产链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亚洲国家也被纳入其中,还有美国、欧盟、拉丁美洲东海岸,以及其他地区。这是更为[基本]但也是难以察觉的现象。在20年里,进口和出口目录平均从20%增长至40%。这是很大的增幅!此外,这种现象隐约透露出国际贸易概念的消除,因为问题不再是关于跨越边境,而是进入差异化的法规领域。

《巴黎高科评论》/沃顿知识在线:这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吗?

拉米:基本如此。如今已不再是1980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当时的贸易谈判主要集中在配额和关税。现在,贸易开放背后的风险是与不同法规的并存有关的。而且针对这些特惠进行谈判的难度更大,因为法规并不会像保护消费者那样保护生产商。因此,我认为现在谈论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壁垒的回归还为时过早。毫无疑问,有些企业说客正在为此而努力,推动这些具体的法规得到采纳。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挑战所在,真正的挑战是保护消费者。

此刻就出现了基本问题,比如:什么是风险?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和已有社会的发展程度相关的。但是如果以两个发展程度相等的地区为例,比如美国和欧洲,举例来说,经激素处理的肉类问题,就会在两个地区从不同角度来对待。文化维度是关键要素,而且谈判起来不太容易。

这些新的问题加强了行业化方法的相关性,正如2011年12月签署的《政府采购协定》所规定的[提供更好的法规来授与政府合同和使用公共资源],每年在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和医院设备等领域,扩大了80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的市场准入范围。

《巴黎高科评论》/沃顿知识在线:你认为双边贸易协定日益加强的权力对多边贸易协定是不是一种威胁?

拉米:我们应当首先回顾一下,为什么经济学家喜欢多边主义。如果它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最佳状态,那是因为它为公司提供了稳定性和透明化方面的最佳条件。这是“公平竞争环境”的观点:在市场环境下,所有公司必须遵循相同规则,因此,他们具备相同的竞争能力。《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1995年以来的世贸组织,都是源于这个愿景而诞生的。

的确,多哈回合谈判应当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但是现在却陷入了僵局。在此背景下,必须要对“特惠贸易协定”提出质疑,换言之,双边协定。包括已经[提报]给世贸组织的、已经实施但是未加[提报]的、已经签署还未履行的、正在谈判过程中以及仍在起草的协定在内,今天我们总共有大约400多项双边协定。

非多边协定具有各种意图、地域性、方法和行业构成。这些协定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让我们共同决定必须向世贸组织[汇报],以便确定这些协定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

在法律方面之外,我们还应当考虑什么?在我们看来,任何减少关税的做法都是朝着正确方向的,因为这样最终可以降低贸易壁垒和促进融合。这对于很多协定都是一样的。但是,关于破坏了法律规定的特惠的协定方面,情况又不太一样了,其目的是基于特惠来开放贸易。因为,如果开始在双边贸易背景下处理法律方面的事务,最后得到的将是递减效果。而这恰恰是痛点所在,因为非关税贸易壁垒是越来越核心的问题。

《巴黎高科评论》/沃顿知识在线:在这些情形下,那些出色的谈判回合(乌拉圭回合、多哈回合)还具有意义吗?

拉米:谈判回合技术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和李嘉图-熊彼特(Ricardo-Schumpeterian)的理论相一致的,即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论,在此种理论中,贸易自由化对全局是有益的,但是会有赢家和输家。这是回合的源起: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而且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对亏损进行平衡:我对你开放这个市场,风险是我的生产商会感到不安,反过来,你对我开放诸如此类的市场,在这些市场里,我拥有比较优势。

有三种现象把上述模式推至极限:破坏阶段受到的严重经济冲击,其量级是李嘉图或熊彼特都未预料得到的;参与其中的玩家阵营异常庞大;以及最后,可行的特惠权面临的政治限制。例如,美国不能从政治上制止对棉花的补贴。这是政治经济:我们看到的是,谈判各方在跟他们自己谈判。

这些政治局限在危机情况下更显敏感,因为经济较为脆弱,而谈判各方的政治能力因此受到削弱。

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解决你提到的双边主义的问题。有些区域性整合过程,比较容易实行,可能有助于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数量,以及培养有谈判能力的参与者。这是欧洲一体化以来的历史性突破之一,但是最近,欧盟只不过是被赋予谈判能力的关税联盟的例子而已。

因为在贸易中,即便日益增长的交易复杂性使得政治边界这一概念的相关性逐渐减弱,但是贸易规则仍然是由主权国签署的国际公约来设定的。这仍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世界,国家和国家之间在相互讨论。经济和政治不再具有同样的疆域。

《巴黎高科评论》/沃顿知识在线:有没有绕过国家政策的社会团体之间在进行讨论?

拉米:当然有,在政府和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贸易联盟、生产者组织和政府之间也在进行上游或并行的讨论。但是如今,多数是在国家层面听说这类讨论,即便作为世贸组织的总干事,我花了很多时间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压力团体进行会晤。他们解决的问题,非国家参与者体现的利益也都在争论中,即便他们正在艰难寻求途径参与已经非常艰难的谈判。

《巴黎高科评论》/沃顿知识在线:各方的利益是否能有公平的表现?

拉米:从定义来看,这是很困难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技术,或者更准确的说,它源自所讨论问题的技术性。这种技术性提出了引起特殊利益注意的法规问题。透明化是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透明化是预防性的。但是针对技术性很强的对象,当简单的细节具有重大影响时,这是不足够的。在此,民间团体的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它需要专业知识、解读能力和政治意愿来告知和教育公众。在这个主题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引发了贸易谈判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游戏里,失败方很清楚地知道失败的原因,他们能够结成联盟来支持其理由,而胜利方往往并未意识到他们胜利了。你今天买到了便宜的T恤,上面并没有写“感谢世贸组织”这样的标语!我在国际贸易研究方面花了20年,在新兴国家,公众舆论对贸易自由化越来越开放,而在发达国家,对贸易自由化的支持却越来越少,不再是以南方的穷人的名义,即20世纪90年代的激进团体,而是代表北方的穷人,这点并不奇怪。与西方经济的重构相关联的困难使得积极影响相形见拙,当然是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而且还有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国家大量转变的缘故,这会让[一些人]认为,失业是由于重新定位所致。在这些背景下,来自发达国家的谈判方目前可以操控的空间相对减少。

《巴黎高科评论》/沃顿知识在线:事实上,有些新兴国家最近反对欧洲碳税提议,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他们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实际是隐藏贸易保护主义的议程。您对此怎么看?

拉米:从所追求的目标来看,在对抗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国家法制明显不如全球体制来得有效。跟开放的贸易规则的匹配性明显会比较适合。

从法律和世贸组织的角度来看,碳税是为了寻求外部环境的内部化,制定碳税原则上是没有异议的,因为在我们制定的法规里,贸易和所有汇率都为了可持续发展这个目的。[问题是如何]验证已有的工具都能符合法规。

一共有四种主要工具:法规、补贴、税制和许可。每种方法都可以用世贸组织协议方式来检测(例如,关于补贴的协议),而且也有精准的案例法体系,可以对每起个案进行判定。有些北欧国家已经施行了30年的碳税,从来没有产生过问题。

《巴黎高科评论》/沃顿知识在线:在这些敏感的主题中,也有汇率机制。

拉米:不错。汇率问题从未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解决过,但是这个问题在去年再次浮现,但不是和人民币有关,而是和巴西的方案有关,关于涉及巴西里尔对美元的汇率问题。

我们只能说,这个主题非常复杂。据报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由凯恩斯(Keynes)亲自编写的,第15条规定,不得对你的汇率进行操控以逃避经你签署的贸易开放规则。这是一条核心原则。但是从未在诉讼中被援引,因此对这些问题,没有真正的法律条文。这个问题在公众讨论中肯定被提及了20年之久。但是在这20年间,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不是世贸组织的问题:日内瓦是和贸易有关的,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是和汇率有关的。我们现在打破了沉默,但是和过去相比,我们还是在原地踏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机构,最近对其调查结果进行了修订:据其调查,人民币只是被“中度”低估,,而两年前是被“显著”低估。

我从正在进行的讨论中获知了一些因素。部分是经济层面,其他是法律层面。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汇率波动对汇率是有短期影响的。但是这些影响在长期是很难觉察的。其影响取决于一个参数:你参与世界贸易的附加值。显然,被低估的货币会推动出口,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越来越多的进口包含在出口里面。此外,还必须考虑进出口商品的货币多样性。最后,如果我们考虑人民币这一特殊案例,中国贸易在逐渐重新平衡,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假设可以证明,在某种情况下,中国对其货币进行低估,从不公平竞争优势当中获益,这种优势只会是暂时的。

因此,我们缺少法律依据和工具来解决这些问题。即便发现中国的汇率实际不是自由化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强制他们正式去实现自由化。美国法律试图宣布反倾销的合法化,其依据是这种补贴是对对方隐藏性补贴的报复。但是该法律被[美国国会的]某个议院否决了。

我们必须了解,国际法规的网络是多样化的,这就或多或少很容易有机可乘。有些机构的“筛孔很密”,比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其他机构的“筛孔很疏”,即便他们处理的是和贸易[有关的]主要主题,例如腐败。而各个国家并不会都加入国际法规,除非他们在当中有利可图。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签署时动力十足,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洗礼,而且在竭尽全力解决二战后的遗留问题。在那个时期,我们证明有能力略微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游戏规则。今天的经济危机再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次,我们还能够作出回应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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