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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特色

作者:田成杰 发表于:2009-11-16 中国历史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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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中国历史的特色 作者:黄仁宇

 

  中国的农业帝国官僚是军事失利的原因。

 

  《剑桥中国史》的明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讨论特定的主题,例如军备、法律、教育及经济发展。我已经写了一篇明代政府财政的章节,纳入该部分的组织架构中。第二部分将明代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分成许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约当于一个或多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我连续两年夏天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就是准备撰写约三万字的草稿,涵盖隆庆(穆宗)及万历(神宗)期间,起于1567年,止于1620年。穆宗在位不过五年半,但他的儿子在位却长达四十八年。在横跨十个主要朝代、十多个次要朝代的中国历史中,截至当时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两人合计统治五十三年。有时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已出版过一本16世纪中国的书,写完另一本探讨特定年份的书,照理这个任务对我不致太过困难。参考书目既丰富又还算熟悉,我应该不必连续两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顿,写出毕竟只有中等长度的论文。不过,详情远比上述分析复杂。五十三年,相当于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遇刺到“板门店协定”的签订。如果要撰写期间相同的美国历史,就要处理两次世界大战及九位总统任期,其间包括美元外交、“回归正常”、信用破产、大萧条、禁酒令、新政、广岛、马歇尔计划、冷战及氢弹。为了让历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还可能必须增添趣闻轶事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 L. Mencken)、亨利·福特、查尔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萨可(Sacco)、范采提(Vanzetti)、艾尔·卡波尼(Al Capone)、幸运的鲁西安诺(Lucky Luciano)、华特·洛依泽(Walter Reuther)和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甚至还有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 Armstrong)和贝比·鲁斯(Babe Ruth)。“为何你要比较16、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呢?”我的同事可能如此质疑:“你知道的,当时中国的多元及复杂程度,甚至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

  说的对。但是我想提醒我的友人,就地理来说,两国有类似的面积。就人口来说,两国更为相似,都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因此,当时的中国和今日的美国可以说是具有“规模相同”的问题。只不过,一个依靠仪式和一套道德准则来维持不变的状态;另一个靠货币管理的机动性,由后果来引导下一次行动,这些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除了行为模式的差异外,双方的不同还在于结构根源。一旦认定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美国相似程度就像鱼和鸟,我们就不能用一方的标准去评估另一方。相反地,如果呈现鱼或鸟的情况时,必须给予完整的解释,追踪历史文化特殊问题的根源。我写其中一方的情况,准备给另一方的读者阅读,如果没有充足的背景资料,只是丢出一堆毫不相关的事实,这样就非常失职。

  我对中国向来站在批判的角度,无论是对中国政府或中国文化。我的理由很充分。就一本书的篇幅而言,《万历十五年》可能是对官僚管理制度最无情的批评。在普林斯顿,我找到更多批评的机会,这和我负责《剑桥中国史》部分的一次历史重大事件有关。1619年,清朝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在今日东北的关键之战中大败明军。“辽东之役”被认定是两国命运的转折点,但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充分加以探讨。除了所有参考文献都会出现的一小段文字之外,不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现代读者,都无法评估事件始末,只能自己再回去找原始资料来研究。到普林斯顿后,我向牟复礼和崔瑞德建议,我们应该给这次事件应有的篇幅,而他们也同意了。

  接下来数星期,我全心研读这段历史。努尔哈赤的年表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再被译成中文及日文。这两种版本,都收藏在普林斯顿的杰斯特图书馆(Gest Library)。当时及现在的地图虽然不够完备,但还足以显示战场的位置和地形。幸运的是,我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哥伦比亚大学的雷德雅(Gari Ledyard)教授告知,关于这次战役有相当多的韩国素材,是以流利的中国古文写成的。拿这些材料和中国的记载一并阅读时,可以让我们重建相当完整的战争场景。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段战役令人吃惊。明朝以数个月的时间准备这次战争,几乎动员到每一省。在战场上,他们的数目远远超过满洲人,比例几乎达二比一。他们以火枪和用马车拖运的火炮,强化步兵的实力。但满洲兵除了骑兵外一无所有。明军挖设壕沟,还构筑障碍,但满洲兵仍然横冲直撞,冲破明军的队形,甚至还多次从山脚仰攻,突袭明军。从四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日短短一周,他们消灭了三路明军的人马,第四路不战而逃。这四路军的人马总计近十万人。

  更不可思议的,是明军对于战争的管理细节。战役的统帅在指定前进路线后,却呆在离战场七十里之外。他在前线没有代理人,前线没有指挥中心,和部下间也没有联络官。明军溃逃时,大败的消息是从败阵的士卒和传令兵口中得知,这些字眼最后还写进送交皇帝的奏折中,显然没有更有力的资料来源。战地的军队并没部署成该有的攻击阵式,在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中,主将还走在部队的最前线,仿佛他们是负责带领成排队伍的士官。又有一次,多达两万的士兵居然把队形缩成正方形,似乎是在捍卫某个城池,努尔哈赤得以选择进攻方向,让风向不利明军,火药毫无作用。在另一个例子中,大军的指挥官居然弃守职务,向后逃跑,指挥作战部队的文官单打独斗,以致战死。战地部队的行动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协调过,满洲兵因而可以集中火力,从容消灭一列又一列的人马。几乎在所有战役中,明军根本无法抵挡第一波攻势。他们的指挥管道很容易破裂,整列整排的兵士就开始惊慌溃散。火炮对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不曾部署,有些虽然部署,但装火药及发射的时间太过漫长,根本不是以速度和决心见长的骑兵的对手。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史家只能同情名誉扫地的一方,但同时却不可能说他们好话。

  但是,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史家的主要任务,在于将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现代的读者分享。以我的情况来说,我研究辽东之役的重点是指出,明军的错误从头到尾一致,不断重复,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这其实根源于中国历史的组织架构。在官僚管理下的庞大农业社会中,军队的人力、税赋、军务和补给都来自集结的村落,无从测试组织中无数的漏洞和欠缺的关联性。军队既已处于没有竞争能力之下,更不曾进行军事操练或演习,借以熟悉战争的技艺,因为高高在上的文官认为,实际的作战并不会发生。明代的军队本质上是支庞大的警力,由文官来率领。到当时为止,是靠两大基本方法来赢得战争:一是聚集庞大的军力,以人数众多来威吓敌军,如此不必努力作战就可赢得胜利;二是躲在城池里采取守势,希望借此尽快消耗敌军的战力。就运用这两项技巧而言,辽东之役的策士和战地指挥官并不算怠忽职守。但他们其后所遭遇的局势,却完全在意料之外。努尔哈赤是个军事奇才,早就洞悉对手的能力与极限,他为这次和明朝的大摊牌,已经认真准备了三十五年。他集结部队,编排成各“旗”,都是为战争而做准备。对英国陆军官校和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师而言,努尔哈赤的策略简单易懂,但他的敌手却看不出来。

  不过,身为《剑桥中国史》的作者,我却碰到技术上的问题。呈现这段史实却不补充背景资料,就像故事只讲了一半。读者可能因此相信,一小群主将的无能,最后竟然让中国被异族统治近三百年。然而,在确定失败该由谁负责时,我却不知如何划清界线。就像拔野漆树一样,三尺高的树可能有长达二十五尺的根,而且还没完没了。如果我对章节中的每一历史事件都补充背景资料,三万字势必不够用。

  此外,如果把我想讲的话全说完,可能会招来批评:侵犯了共同计划其他作者的指定领域,把个案变成综合性的讨论,甚至超过我们自订的期限。如果中国的农业帝国官僚是军事失利的原因,我的发现没有理由只限定在1619年。亚瑟·韦利(Arthur Waley)曾翻译1840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文献,在大后方所发生的问题和我的描述差不多,当时的管理者还是努尔哈赤的后代子孙。这番对农业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海军于1894年在黄海败给日本。结论可以继续延伸,解释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何挫败。基本上来说,直到20世纪,中国一直近似只有农业的社会,大体上是由官僚来管理。国民党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但底子里全国仍是村落的结合体,管理方式不可能比明朝或清朝更企业化。

  这样的困扰并非我们学者制造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而且特色一脉相连。事实上,组织的因果关系可以穿越时间,渗透进每个历史事件的表里和各个层面。在处理《剑桥中国史》时,我们的问题终于靠折衷之道而获得解决。德国杜宾根(TÜbingen)大学的提勒曼·格林(Tilemann Grimm)教授夏天时来参与我们作者的研讨会。他是《远东杂志》(Oriens Extremus)的编辑之一,这本汉堡的汉学期刊曾在1970年刊登我的文章。这时我已写好一万字的辽东之役草稿,背景因素一应俱全。提勒曼同意带回德国,和另外两位编辑商量发表,我知道自己已尽了对一般读者的责任,未来我只要从中摘取两千五百字及两张地图,并入《剑桥中国史》即可。摘要只需有基本事实,再加一则注释,让读者知道去哪里进一步看到全貌。

  但是,我个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偏重垂直面,而不是水平面的特定议题,早已带给我不少麻烦,未来还会引起更多问题。这很难加以解释,尤其是在我个人陷入沮丧及焦虑时。我似乎已有够多的麻烦,没有心力再去注意技术上的细节,这些微细的差别充其量也是抽象而遥远。

  (管理资源网www.earm.cn/田成杰2009-11-16整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自《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仁宇/著,张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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